编者按：

2007年，李培根校长访问香港期间，与香港著名实业家陈振东先生进行了会谈，陈振东先生随后在我校设立了10万元的奖学金。陈振东先生是全国政协委员、香港青年工业家协会荣誉会长、香港渝振控股集体有限公司主席。

近日，陈振东先生转发来他在香港《文匯報》2008年2月21日（星期四）发表的论述，对港深都会区和一体化提出了深刻而精辟的见解。现转发全文如下，以飨广大校友：

从纽伦港到港深都会区

陈振东 全国政协委员

对于纽伦港的提法，香港人在欣喜与纽伦比肩之余，更多的是检讨自身的不足和局限。这不光是由于香港的金融中心受到上海、首尔、新加坡的挑战，更因为香港囿于自然环境以及人为体制的制约，缺乏扩张和增长的余地。因此，推动港深同城化或是都会化，通过实现港深之间经济要素相对自由流动，带动区域合作，有助将香港打造成具有亚洲经济指挥和控制中心、中国经济航母功能的国际都会区。

可能有一些读者已经听说过「纽伦港」这个名词，笔者还是想在这里为大家详细分析这一富有创意的说法。上个月出版的美国《时代》周刊，以封面专题的形式聚焦纽约、伦敦和香港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独特地位。在这篇长文里，作者创造了一个新名词—Nylonkong（纽伦港），即纽约(New York)、伦敦（London）和香港（Hong Kong）的联合体。

香港与纽伦相比仍有不足

《时代》给予Nylonkong这个新名词的阐释是：这三座城市因相通的经济文化而互相联系，不仅成为全球化的典范，而且也解释了全球化的原因。在长途光纤电缆以及频密的航班连接下，三个城市绕着地球整齐而有序地排列开来，构建起一张能够润滑、推动全球经济的金融网，也为中国顺利融入现代社会提供了便利。了解纽伦港这个超级城市网络，你就能把握我们这个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

正如《时代》所指出的那样，退回到30年前，不会有人想象得到纽伦港今天的荣景。1982年9月，中英开始有关香港前途的谈判前夕，英国首相戴卓尔夫人访问香港，香港证交所的股值在此之后剧跌了四分之一。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伦敦纽约双双成为城市衰落的代名词。1981年，伦敦经历了上世纪最严重的政治经济动荡，纽约则在1975年几乎破产，这座城市的街道坑洼不平，肮脏并且危险，每年产生近2000名杀人犯。

纽伦港象征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

谈到纽伦港今天的成功，《时代》归纳出几大因素，强调即使在最困难的年代，纽伦港仍然有力量进行自我拯救。首先，这三个城市的人民都有一种深植内心的适应力。它们都曾经是制造业中心，但都成功地将自己的经济重心转移到服务业。其次，这三座城市都是或者都曾经是巨大的港口，它们的百姓具有四海交汇之地的广阔视野和见识，而且都对全球贸易以及各国英才持开放欢迎的态度。其三，纽伦港本身都是移民之城，能够包容多元的外来文化以及种族。

我最重视的，是《时代》对于香港未来的看法。21世纪将是金融时代，作为世界级的金融中心，香港对于中国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香港正在成为中国的「华尔街」。这一转变反映在香港证交所结构的变化上。2003年，中国公司只占香港市场总资本的29％，而到去年9月份已超过50％。中国公司已使香港股市成为全球最具活力的资本市场。2006年香港通过首次公司募股融资400亿美元，超过了纽约而仅次于伦敦。除了公司之外，中国公民个人在海外投资的渠道也将会逐步放开，香港无疑会成为他们投资的第一站。

港深一体化 建超级都会

纽伦港的提法，在香港引发了热烈的讨论，香港人在欣喜与纽伦比肩之余，更多的是在检讨自身的不足和局限。这不光是由于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受到来自上海、首尔、新加坡的挑战，更因为香港这座只有七百万人口以及一千多平方公里的城市，囿于自然环境以及人为体制的制约，缺乏扩张和增长的余地，当然也限制了香港为整个中国以至世界经济作出更大贡献的可能。这也是越来越多的香港以及内地学者、官员提出港深一体化、同城化或者是都会化的原因。

必须首先强调的是，上述都会化之类的提议，并非行政建制上的考虑，而是以“一国两制”为前提，以跨境合作为基础，通过实现港深之间经济要素相对自由流动，带动区域合作，进而成为具有亚洲经济指挥和控制中心、中国经济航母功能的国际都会区。事实上，多年的港深互动，已初步显示出这一趋势和潜能。2006年港深GDP总量达到2590亿美元，仅次于东京、纽约和伦敦，位居世界大都市前列。在城市规模上，两地面积相加达到3000多平方公里，人口2000余万，超过了东京和伦敦。按目前两地年均约8%的增长率，到了2020年，「港深都会区」经济总量将达到1.11万亿美元，超过伦敦、巴黎、芝加哥和洛杉矶，排名世界第三位。

二十一世纪腾飞中的中国，需要有这样一个甚至多个超级都会区，而经济发展本身的规律，也必将孕育、催出港深都会区。问题只在于我们能不能真正解放思想，以邓公当年的勇气和魄力，为整个中国的加速发展，在南方再次“杀出一条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