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岁当搬运工，一次扛两袋盐（大约400多市斤）；19岁在农村当厂长，养1200多头猪，管100多号人；22岁成为原华工船海系船机专业第一届的学生，在班上穿得最差，篮球、排球打得不错，一万米长跑冠军，系学生会主席；27岁副处级，34岁正处级，40岁副局长，46岁副厅级，51岁正厅级；当副市长半年，一个月整治了1700多个锅炉，还古都一片蓝天，让20年没喝上好水的龙首村村民喝上了干净的自来水……老百姓说他是勤政为民的好市长。

他，就是西安市副市长杨广信校友。

一、“群众关心的事是我最关注的事”

2002年，51岁的杨广信当了西安市副市长。管的部门很多：计委、物价、统计，城市管理（市政、公用、市容、城管总队），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交通（公交、出租），环保局，工商局，药品监督局，质量技术监督局、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等，千头万绪，都是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

“在别人看来，市长高高在上，看起来很风光；我觉得当官很苦，一刻也不能懈怠，更多的是一种责任。半年多来，我周末很少休息。一时懈怠，是对全市的耽误。西安发展的步伐还是太慢，必须加快推动发展，为西部大开发当好排头兵。”只有人民的公仆，才会有这样的使命感和急迫感。

几乎管了半个西安市的杨广信副市长，办事效率很高，他每周的工作安排是：每天上午或下午，安排2－3个会；当天文件当天处理，不得过夜，在开发区时养成的习惯；周六为机动，周日看工程，开专题会。

他高兴地告诉记者：“前几天，钟楼通道装修。本来是政府出钱的。通过拍卖，让别人来干。开价550万元，最后拍到1280万。“省了一笔钱，拿了一笔钱，又省了时间。这是经营城市理念的创新。

“正在进行的拆小型锅炉，治理尾气，三个月整治了1700多个锅炉，还蓝天本色。市民反映：最近一个月，西安的空气好多了，也能时常看到蓝天了。

“龙首村，20年没喝上好水（自来水不通），今年7月，一抓到底，解决了这个难题。

“三环路”、“污水处理厂”等各大项目正在紧张筹备中，街面整治、市容治理都在筹划中。“用阳光操作”。土地不要批，用拍卖的形式。通过一些新措施的出台，老百姓对西安的发展有了信心，人才回流了。“勤政为民不是一句空话，是实实在在的行动。用杨副市长的话说，就是“咬着牙干出来再说，群众关心的事是我最关注的事”。

二、“在一张白纸上建设西安的中关村”

记者一到西安高新开发区，仿佛到了北京的中关村，历史古城一下子变成了现代化大都市。这个感觉一说出来，陪同的西安校友马上自豪地说：“西安的高新开发区在全国名列第三，这是杨副市长参与的大手笔。”

十年辛苦不寻常，一切从零开始。想当年，杨广信从华工到西工大到开发区到计委，都是6年换一个岗位。每一个6年，都干出了成绩，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1991年，西安高新区组建，当时没什么人知道开发区。二环路也没有，没有一幢正规建筑，都是砖厂、农田。开发区完全是一张白纸，现在要在这张白纸画最新最美的画图，这需要能人，其中一个能人锁定了高校，杨广信被选中了，任开发区副主任，管人事，管业务，管发展。没有车，每天骑自行车跑业务。创业时，工资在学校，没有一分钱的奖金。政府只给了开发区10万元启动费。建行贷了100万，在西郊招待所租了办公室，借助西工大的条件打文件，开发区第一幢建筑开工典礼，所有的喇叭、椅子等用具都是从西工大借来的。4个人组成领导班子，到全国各地如天津、深圳、广州等地跑，看别人的经验。当时开发区条件差，于是在外坐公交车，住最差的旅馆。

开发区一开始从机制上入手，搞聘任制，在社会上公开招考人才。通过笔试、面试，选了20多人。在当时的西安，这算得上是一次观念上的变革。后来一直坚持聘任制，使开发区充满活力，开发区许多民营公司办得不错。接着，搞股份制。1992年开始，公司一来到开发区就要求是股份制，许多公司都是股份制（500万以下，企业股份制开发区可以批），三年下来有1200多家股份公司。而1995年国家才颁布《公司法》，才要求实现股份制。杨广信走到了前头，否则现在再改制，就难了。这说明，他们的开发区起步很到位，创新，有远见。一些新的框架，还有政府管理、企业经营，现在的模式基本上保持着他那时的样子。

1991年开发区的收入为2.1个亿，1997年为100多亿，有400多家合资（含外资）企业，2700多家内资企业，新区面积为300万多平方米，2002年为300多个亿，综合实力排在全国前几名。当时，全国52个城市高新区负责人在西安开现场会，江泽民为西安高新区题辞：“发展高新产业，实现经济腾飞。”

面对辉煌的业绩，杨副市长只是谦虚地说：“在开发区得到了很大的锻炼。之前，自己主要从事党的行政工作。没有什么经验，只有一个设想——‘无计划发展，有计划纳入。’即开发区能怎么发展就怎么发展，随便壮大，给予宽松环境。企业大了，要扶持它。”

1997年7月，杨广信调到计委当主任。他最大的感受是：当计委主任，要有计划。他风趣地说：“最不讲计划的人，去当计委主任。”1998年，重点项目的建设占全市投资的50%以上，他牢牢抓住了这个重点。他上任之前，全市的固定资产投资为116个亿，平均每年增加2-3%；他上任后，平均每年增加26%，3年翻一番，2001年达到254个亿，今年达到330亿。投资加快了城市的发展，发展，使古都焕发了青春，实现了经济的腾飞。

三、“现在见了最基层的农民，很亲切”

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杨广信始终保持着农民勤劳的本色。现在工作再忙，他也不觉得什么是苦，什么是累。别人都羡慕他身体好，心态好，他说这是年青时候干出来的。

杨广信是陕西西安长安县人，在农村出生，初中毕业，是回乡知青，1975年大学毕业后才算工龄。他做过农活，17岁时在西安某厂当了2年的搬运工，干到1969年底。每天装卸火车货物，卸车皮，给厂里拉钢板、运散装水泥，每天满脸的铁锈满身的灰。

他回顾这段经历时特别兴奋：“我的劲特别大，个子高，身体好，特别能吃苦。一天一块五毛二，交生产队一块二，自己剩下三毛二。闲时，挤到民工的房子里，打赌，扛两袋盐（大约400多市斤）。谁输了，买一袋饼干。结果总是我赢。

“后来回村里办工业，到大队（1969年－1972年）当干部。计划经济时代，办过3个厂。19岁当厂长，养猪。管1200多头猪，100多号人。那时没有粮食喂猪，农民家家养的是‘骷髅猪’，我们就近收购。买回的猪每头天8斤粗料，2斤精料，养半年多才能出槽。马车拉料，每天为拉料费心，自己带头做；收购猪，有时猪跑了，我就一手拉腿，一手抓耳把猪扛回来。

“办核桃仁加工厂，为国家赚外汇。陕西的核桃很好，国外很需要，把核桃收来，家家户户都是满包满包的核桃。然后每家把砸好了的核桃再交到工厂，分为1/2、1/4、1/8装起来。”说到这里，他笑着问我们：“你们知道如何砸核桃吗？是从缝上砸，还是从肚子上砸？”见我们管不上来，他又笑着告诉我们砸核桃的诀窍：“应该从肚子砸，正好把核桃分成两半。”

他还办过药材分检厂。1971年4月（21岁），他因为工作干得好，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深有感触地说“青年时代，吃过最苦的苦，现在见了最基层的农民，很亲切。”

四、“华工，是我永远怀念的地方”

1972年，全国招收工农兵学员，公社里只有2个名额。每村可以推荐2人，一共40多人，经过筛选，最后剩下2个，杨广信就是其中之一。

这一年，他跨入了华中工学院的大门，成为学校船海系船机专业的第一届学生。因为人很实在，开学不久，他就当上了班级生活委员，不到一年，又当了班长。虽然底子差，但很刻苦，成绩很好。接着，又当了年级学生会主席，系学生会主席。那时，他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班上穿得最差的数他（家里兄弟姐妹多，但都上了大学），篮球、排球打得不错，万米长跑冠军。

毕业时，听从组织安排，留校。当年的同学许多都分到国家机关工作。他一心想搞业务，脱产半年，参加青年教师培训班。在担任系党总支副书记（27岁）时，他兼了《内燃机原理》的教学任务，用的是外文教材，实行双语教学。晚上熬夜备课，翻译外文教材，长期在东二舍总支办公室旁边的一个寝室过夜。因为劳累过度，内分泌失调，头发掉了一大半。

1977年在华工结的婚，临时借的宿舍。爱人是西安医学院毕业，留在西安。“结婚时我穿的是工作服，二哥送的，洗了好几次。所有结婚费用只有94元钱。买了一些烟、糖以及一些简单的生活用品。没有家具，两张单人床一拼。”说到这里，他朗朗地笑了起来。

1982年，任校学工处副处长、校团委书记。但从不为个人的事情去求领导，因为两地分居问题不能解决，1985年调回西安。回到西安去了西北工业大学。在华工当了6年多的副处长。到西北工大先在宣传部当了3个月的副部长，又当了3个月的学生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34岁），是西北工业大学历史上最年青的处长，39岁西工大第一批破格提权的副教授，在6年时间干了6个岗位。后来还担任过党办副主任、机关总支书记、德育教研室主任。1990年任校长办公室主任。1991年航空部西安航校党委书记一职要他，他没有去，而去了刚创办的高新区。总之，按党的安排走，“我是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我9月份满52岁了，为西安的建设发展，我充满急迫感，哪怕担着骂名，也要加快赶，拼命干。现在的位置，我拿得起，放得下，只希望搞几年，城市有些大变化。平时不喜欢接待媒体，因为是母校来的，才说了这么多。华工，永远是我怀念的地方！”

属虎的他，在龙腾虎跃的时代，的确虎气生生。他那不凡的业绩，高大的身材，真诚的微笑，良好的心态，潇洒的谈吐，给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