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7月4日，受华中科技大学上海校友会委派，上海校友会副秘书长黄道荣（经济学院99级校友）与《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田享华（法学院99级校友）专程拜访上海理工大学校长、我校自动化系77级校友许晓鸣教授。
许晓鸣校长热情接待了我们，并从百忙之中抽出2个多小时接受了我们的专访。许校长谈到了30年前在华工的所见所闻，所学所得，使我们深深感受到这位进入华工学习四年并受益匪浅的上海学子的华工情结，他始终念念不忘的是“学在华工”——这句让所有华工人都感到亲切和自豪的评价。
进入华工是缘分
许晓鸣是1977年进入华中工学院的，时年20岁，所处的正是社会的大动荡时期，幸运的他在青春年少时参加了文革后的第一届高考。
家在上海南汇的许晓鸣下乡到崇明岛一家农场工作，1977年10月，邓小平同志决定恢复高考并付诸实施，他和其他人一样，听到这个消息后只有2个月的时间复习。那时不仅没有老师指导如何复习，连相关教材都很难找到，所以，只要找到书，就先看什么书。
“我其实没有报考华工，是因为服从调剂才调整到华工，这是一种缘分，”许晓明微笑着回忆。当时上海很多考生在填报志愿的时候都选择了不服从分配，因为他们不愿意离开上海。而中国当时的户籍制度非常严格，他们担心一旦户籍迁出上海就很难再回来。
而年轻的许晓鸣经过思考，他愿意服从分配。
“最初填报志愿的时候，连华中工学院在哪里都不知道，”许晓鸣谈起当年的懵懂不禁笑了起来，当时他报考了中国科技大学和复旦大学的数学系。机缘巧合，他最终被调剂到武汉的华中工学院。
“虽然被调剂到意料之外的华工，但是我并不后悔，在华工的四年多，收获太多。”想起当年，许晓鸣有些感慨，“当时华工在上海只计划招收6个人，而且后来了解到这6个人都不是主动报考华工的。因为，那时的华工并不像现在这样的知名度，当时它的名气主要集中在中部，上海人对他了解不多。”
虽然许晓鸣他们又不是主动报考的，但是学校却给他们安排了一个当时最好的专业——自动化。一个班30多人，一个年级100多人。许晓鸣很快地就融合进入这个陌生的城市，这所意外的学校。
带小凳子看露天电影
上世纪70年代末的华中工学院校园很大，绿化很好，从喻家山上往下看，是一片绿色的海洋，微风拂来，一片清新的波浪。
在许晓鸣的记忆中，当时校门口只有一辆车可以到达汉口，15路车，华工是倒数的第二站，坐45分钟到中华门，然后摆渡过去。校门口常常排了一长队需要乘车的人，虽然道路不会堵车，但是仅仅一辆车，是远远不能承载众多的乘客，常常是在第一站就已经挤满了人，如果挤不上，只好等15分钟后下趟，不过，下一趟还是那么多人。
每周周末看电影，成为了当时包括许晓鸣在内的大学生们一周最大的期待。时任华中工学院院长的朱九思同志兼任湖北省的宣传部副部长，给师生们带来不少电影，每周3部。
在华工四年下来，可以看几百部电影，由于朱九思老院长的努力，除了很多国内老电影之外，还有一些翻译的国外电影，包括苏联和美国的片子。“现在看来，很多素质教育的细节就从电影里面学来的。”
“放电影时，我们带着小凳子就去看。”回忆起当年看电影的情形，许晓明笑得非常灿烂。那个时候华工的学生一进学校就有二个凳子，一个大凳子，一个小凳子。大凳子坐在教室里听课，小凳子则是去树阴下看书时配合大凳子再组成一套座椅。之所以有这个传统，或许是因为武汉的夏天太热，呆在教室里只会不停地流汗，只有树下面比较阴凉。于是，夏天的华工绿荫下面，四处布满了大凳子和小凳子。
感念老院长朱九思
除了看电影得益于朱九思院长的特别关照外，让许晓鸣和许多当时的同学感念不已的是，朱院长求贤若渴，到处寻觅优秀的师资人才进入华工。
“华工当时的师资相当不错，这要归功于朱九思院长，”许晓鸣很有感触，因为他现在也是一校之长。甚至在文革还没结束的时候，朱院长就主动的去“挖”一些人才——那些有真才实学但是又因政治原因不被重视的好老师。朱院长就把这批人请到华工，而这无论对学校还是对学生都大有益处。
当时，有很多是“有问题”的人才，别人都不要，朱院长却开出了很好的条件。甚至亲自到被下放的厂里，寻觅华工急需的人才而这一大批老师为后来华工跨越式的发展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此外，朱院长还做了不少了不起的事情，比如送了很多老师和学生出国。这批人出去深造之后又重新回到华工工作。而华工送出去的一群人，因为感念朱院长的厚谊、华工的深情，返回比例非常高。在华工这个地方读书搞研究有很多优势，因为这所学校旁边没有什么诱惑。不过，许晓鸣也承认，“有人觉得华工的学生不够活跃，这个缺点是有的，但是这样的环境对做研究却是大有好处。”
在朱院长的主持下，华工还特别注意体育。每天早上起来都要到操场锻炼，下午4点50分也要去操场锻炼。到了晚上10点，临睡前的长跑更是非常普遍，校园里满是长跑的人。华工还特别讲究中午的时候要午休，有点半军事化色彩。这种规律生活，既保证了健康，也同时也保证了同学们多了一个体育竞技的乐趣，那时恰好中国女排大放异彩，所以校园里，随处可见排球的身影。
“学在华工”美名传
当时，由于文革的原因，文革后第一批考入大学的学生多数没有受过正规的高中或初中教育。所以，进入大学之后，学校就有一个规定：前半年先补习高中的课程。所有的学生都在补习。
从那时起，许晓鸣就投入到刻苦的学习中去，成为华工学风的捍卫者和实践者。“华工的学风是不是好，当时并不知道，以为大学就应该这样子，只是后来离校进行比较之后才意识到的，原来自己曾经在一个有着如此优良学风的学校学习过。” 对于华工学风的称赞，是这位离校已24年的华工老校友不断重复的一句话。
事实上，由于10年间中断高考，很多人想读书却没有书读，恢复高考后有机会让年轻人有机会读书了，几乎每一个人都认为这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从没有人去逼着我们读书，都是非常主动，老师下课答疑，一群学生就围上去。考试每个人都想那九十多分，如果只拿八十多分都觉得很不好意思，很难过。”
“那时候，是所有人都用功，如果有人不用功，那就是另类，别人会认为这种辜负了社会和国家的期望。全校上下，学生用功读书，教师用功教研，晚上都到实验室去。”说到这，许晓鸣多少有些感慨，“现在很多学校，学生之间好学的差别太大。”
这种学习的气氛从大一到大四，弥漫在那个时期的华工大学生涯。
此外，华工还有一个好的传统：高年级的学长要去带领低年级的师弟师妹。77级的许晓鸣当时就带了79级的班。“我给这些师弟师妹讲如何学习如何考试，隔2个星期要去讲一次，这种交流对低年级的学生而言有好处，而对我的促进更多。因为你要把自己懂的东西讲的别人也懂，需要很好地准备，这就很有挑战性。”事实上，也有研究生师兄带着他所在的班级，如此薪火相传。
由于讲课准备充分，同年级不少人知道许晓鸣讲课讲得不错，都来找他，尤其到考试的时候。于是，班级里开始有一个分工，由许晓鸣负责专业课。当时，期末答疑的时候，有四五个老师，同学们你一个问题我一个问题的不断请教老师，并且注意收集与考试相关的情报，最后汇总到许晓鸣处。
通过学生与老师的问答中的蛛丝马迹，许晓鸣就开始预测考题。一般，由他出一到二套模拟题给同学们做。“最好的一次记录就是老师出了5道题，其中4道题都被我猜出来了，当然主要是题干一样，数字不同。” 所以，他所在的班级成绩非常好，最差的也有八十多分。后来，老师也知道他们在作模拟题，因为他们把题目写在黑板上，结果，老师看到题目之后就大吃一惊，“这回分数不好把握了。”因为当时卷子已经印好了，来不及修改。谈到这，许晓鸣校长面露“得意”的微笑。
“三三学社”皆博士
还有一件事情让许晓鸣记忆深刻，就是他们班级里成绩最好的几名同学组织了一个“三三学社”，名称源于成立日期是3月3日。当时，大家学习成绩都非常好，组织一个学社，更是经常交流，有所收益。而且，本科生的时候，许晓鸣和同学们已经开始尝试写论文了，那时是非常少见的。当时华工有大学学报，主要是发表老师的论文，但是他在大学的时候就在学报上发表了论文，写论文就已少见，本科生发表高质量的论文更是罕见。
“当时和我一块在学报上发表论文的同学叫叶荫宇，现在是斯坦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系终身正教授，在国际上享有盛名，最近也受聘成为华工的客座教授。”
当时四年，华工的学风就一直鼓励大家这样做，所以学生们受益匪浅。回忆起当初写论文，搞科研的热情，他认为得益于一件小事。当时学校的一位研究生解决了中科院的一个世界性的数学难题，学校就组织同学们研讨，并让这名研究生多次演讲。当时许晓鸣等人就去学习，最初觉得这名研究生很厉害，但是听完之后，觉得这也不是那么难，就自己动手，最后也有所得。
“到毕业5年之后，学校还专门给我们写了一篇报道。说我们‘三三学社’的5个人最后都拿到了博士学位。”许晓鸣解释说，这些东西可以看出华工不是死读书的，那时就开始讲求综合素质教育。
新人旧人各有长
虽然许晓鸣对于改革开放初期的大学生刻苦勤奋赞赏有加，不过，他并不认为当时的大学生与现在的大学生可以直接作比较。
“当时完全是一种精英教育，万里挑一，10亿人口，也就是几十万人上大学，所以它的层面和扩大招生后层面不一样，现在的高等教育是大众化教育，大学入学率非常高，所以这两个人群不好直接作比较，总体上来说，素质并没有降低。”作为校长的许晓鸣对于普通人对当代教育的指责保持着相当清醒的头脑。“不能拿1%的精英，和大众化的50%人去比较。”
在他看来，和30年前的他们相比，现在学生的精神状态不一样了，要考虑的事情太多，也比较功利，当时他们很单纯。“因为这个时代要比那个时代要幸福多了。虽然刻苦勤奋，但是我们那时的学生是比较盲目的，因为所学不一定有所用，最后安排的工作岗位，不一定就是你所擅长和喜欢的，我们毕业的时候，对社会的了解比较少。”
他认为现在的学生和以前的学生相比，获取信息和吸收他人的优势很强。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死而不学则殆，”由于当时可以获取的信息非常少，他们主要靠自己独立思考，而现在通过GOOGLE搜索以下一下关键词，所以很快就可以成为这一行业的半个专家了。想在一个领域内写论文，鼠标一点，就可以查阅到成千上万的资料。
“这在当时不可想象。我们那时比较注重的就是钻研，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现在的学生未必不如当时，但是钻研问题和考试，现在的人又很难和我们相比。”
在许校长的回忆中，华工的学生做数学题、物理题，都是成百道成千道的做，而且越是难题越是喜欢。现在的学生很少这种思路了，因为他们可以搜集到大量信息，然后梳理出方法。“现在可以借用别人的思路和思考，不再完全依靠自己的能力去解决一个问题。”
在他看来，华工还有一点特别之处，就是不管怎样刻苦华工不主张学生们熬夜。“虽然有些人会借厕灯和路灯去学习，但是华工更强调，人应该尽量在一个良好的状态下去学习。”
当年在华工勤奋刻苦的精神，至今还在鼓舞着他以及他的同学们。他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会有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因为之前更加困难的事情他们都经历并且克服了，所以就不害怕现在遇到的困难。“以前遇到一个问题，我们会想方设法去解决，现在的年轻人的意志和毅力方面要差一些，尽量挑拣一些容易的事情。”
离开华工去留洋
“当时我们进校之后，目标就很远大，做科学家，做大师，每个人都要搞点名堂出来，和现在的学生很多功利的想法不同。”对比前后大学生，许晓鸣此时显得比较担忧。
当时的社会出一个大学生非常不容易，按人口比例算，几乎是万里挑一。大学毕业之后，他们都有不错的工作，但还是不少人打算继续考研究生，许晓鸣就是其中之一。当时教他的一位教授，打算推荐他保送本系的研究生，因为家在上海，回家不易，许晓鸣就打算考回上海。最后，他报考了上海交大的研究生，“这样选择，一是因为原来就是上海的，家人也在上海，二就是已经感受过华工，回到上海可以更开阔一些，反正都要认真读书，换一个环境也不错。”
当时他所在的年级只有他一个人报考并且考上了上海交大，因为大家认为上海交大还是比较难考，好在许晓鸣在学校的时候成绩始终名列前茅，没有多大悬念，许晓鸣回到上海。“当时研究生招生的名额很少，当时上海交大自动控制只招8个人。我们读博士的时候，全校就一个班级。”
到交大读完博士，许晓鸣就去德国的洪堡大学学习，这次德国之行对他的观念有很大的影响。“德国的这所城市，有2所大学，一个工程类大学，一个是技术类大学，工程类大学要求它的教授必须有公司工作的经验，学校非常注重学生的动手能力，所以他们不认可中国培养研究生的模式。”
在德国，很多并非学建筑的德国人也会自己造房子，只要有一块地，他们就开始自己设计施工，只是偶尔请一下帮手。几乎每家住房都有一个地下室，里面都是各式工具，一般日常所需的物品都是自己动手制作。
“他们很注重发明创造，而这些创造要改善人们的生活，而中国的教育制度则比较虚。”比较德国的教育，许晓鸣得出了自己的结论。
德国的工程技术很强，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但是德国又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类社会，说到哲学艺术，他们也有非常伟大的成就。每一方面都做得非常出色。搞实务就特别实，注重程序和团队。做任何事情都会很精细，每一个细节都会考虑很精致，一丝不苟，缺点就是成本很高；中国人容易马马虎虎，能用就好，不太会精益求精。
在德国两年的学习经历，除了在思想上的触动外，更给了许晓鸣新的发展机遇。
五年 “三级跳”
许晓鸣1990年回国，出国前他是讲师，回国时恰逢学校评职称，他当时就打算填报副教授，这是正常程序。交大的二位院士看了他的材料之后，就对他说，“你不要评副教授，因为刚刚评了的正教授，条件都没你好，你应该评正教授。”
当时正教授的评审已经结束了，二位院士的好意让许晓鸣多少有些为难。二位院士就去找到当时交大的翁校长，翁校长很开明，支持破格评审这件事情。二位院士都是早期用庚子赔款去美国留学而分获麻省理工和哈佛大学博士的大师，德高望重，他们的意见在随后的评审中获得了支持。于是，许晓鸣33岁成为了上海交大最年轻的教授之一。
1993年，他就又被评为博士生导师。几乎是同时，上海交大倡导改革，准备通过科研处来对全校的科研工作来一个大改革，迫切需要一个又有博士学位又是正教授的年轻人，许晓鸣是不二人选。
当时很多人不愿意作行政，因为担心耽误自己的学术，许晓鸣最初也不愿意，学校党委就来做工作，希望许晓鸣从交大发展大局出发，做一点工作。许晓鸣只好走马上任，从学术岗位跳到行政岗位。“之前，我连小组长，班干部都没有做过，所以心里还是有些诚惶诚恐。不过，由于组织上的信任，做起工作来也就比较自信了。”上任不久，改革的政策措施都比较顺利地推行。
两年的处长经历之后，偏爱科研的许晓鸣恰好遇到合适的接替人选，而且改革的基本方向和政策都已经稳定了。他决定退出行政职务，重新回到他喜欢的科研工作。1994年，他回到自动化系任主任，不久，又任电子信息学院副院长，不到一年，升任上海交大副校长。
说起这三次“跳跃”，许晓鸣表示，“交大有一个很明显的亮点，就是不排外，不排资历，典型的海派文化的特点，只要你行，就会受重用。”
许晓鸣任副校长的时候是39岁，是所有副校长中最年轻的。说起被重用的原因，他有些谦虚，“可能是因为我恰好是几年之中就当过科研处长、系主任、副院长等职，又特别年轻。”不过，他强调还有一点，那就是他倾向于改革。因为在当科研处长的时候，就把全校的科研制度统统改革一遍，那些政策一直沿用了几十年，直到他上任才大刀阔斧地改革。
在副校长的岗位上，许晓鸣主管产业，大学产业的前提就得有科研成果，而科研成果又源于许晓鸣在科研处长时搞改革激发的科研大潮。当时，上海交大正想搞科研产业化，但学校主要还是大锅饭，老师之间收入差异不大，尤其是讲课的收入。早在许晓鸣上任处长之初，他就把科研这一块分出来，让老师们在科研上的收入拉大，做出成果的老师收入就会多，大大提高了老师们的积极性。
在他看来，“作为一个大学老师而言，不能光会讲课，还应该会科研，交大的老师两方面都要强。”后来上海交大一些科研成果产业化的成功就得益于此前的科研激励机制。
回忆起当初的创业艰难，许晓鸣感慨万千。“搞产业化，学校直接投入资金很少，主要是拿出科技成果，我当时兼任交大昂立、科技园、慧谷等公司的董事长，也是这个原因。因为只有身兼数职，才能够调剂好资金。尽管在今天看来，这种做法多少有悖公司的独立法人结构。但在当时，这是必须的办法。”
为了办好企业，许晓鸣很缺资金，因为很多科研成果不是说拿出来就可以赚钱的，所以常常要找银行借资金。“主要就是依靠交大的无形资产，同时也包括我们个人的信用。”
许晓鸣感叹地说，当时中国的环境和美国硅谷大不一样，斯坦福大学周围的硅谷已经形成了一条相当完备的产业链，只要你有成果，就会有风险投资评估，此后产业化的所有环节(财务、法务、生产、销售等)都有相当成熟结构配套衔接，而中国没有，所有的事情都需要你去做。“即便到现在来看，中国的大学科技成果产业化做得很好的不多，因为周边环境都还不完善。”
直接向国际一流学校看齐
“我现在交大也还带博士生，行政上属于上海理工大学。我们学校从复旦大学找来一个副校长来这做书记，从上海交大找了一个我来做校长。”谈起上海理工大学，许晓鸣显得很慎重。他要对这所拥有二万多人的大学负责，今年恰好也是学校百年校庆。
之所以选择两所著名高校的副校长来管理上海理工大学，是因为上海市政府希望把这所市属重点高校做大做强。
谈起上海理工大学，许晓鸣如数家珍，“我们学校最初是借用了沪江大学的校区，他前身是机械工业部办的机械学院，原来也打算叫上海工学院，不料被上海市办的另一所大学抢先了，和华工最初的定位很相似。”
“我们学校最终的定位就是在机械制造工科方面成为一流的学校，其他专业都是围绕着制造业相关的。在上海，我们会走国际化的道路，只有借用国际上的力量才能赶超其他学校。最近我们计划和英国的一所学校建立一所中英学院，如果合作成功，就可能向全校施行。”
“现在国际上的著名大学都很看好国内的学生，他们招收了不少优秀的学生，这也刺激了国内的大学进行改革。所以，我们也要抢先一步，直接向国际上的一流学校看齐。”对于这所学校的未来，许晓鸣显得很自信，“对我来说，这既是任务，也是挑战，我喜欢挑战。在一所背景很好的学校做起事来可能会很容易，但是成功后，可能感受不到自己的辛苦和价值。而在一所发展中的高校，只要你用心用功，将来有所成就，个人价值的实现就会非常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