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尚礼,男，1925年12月生，安徽阜阳人，1952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的前身）。曾任贵州省人民医院耳鼻喉科、贵州省听力康复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残疾人康复协会第一、二、三届理事，贵阳残疾人康复协会副理事长，《临床耳鼻喉科杂志》、《听力学及言语疾病杂志》和《贵州医药》杂志编委。

“丹心为民献边陲”

王尚礼的家座落在贵州省人民医院的一幢普通的楼房里，家里十分简陋，但给人一种整洁、舒适的感觉。在客厅的墙上有一幅放大的照片引人注目，据主人介绍，这是他们家最珍贵的一张照片，那是王尚的导师，我国著名的耳鼻喉科专家、原第二军医大学校长李宝实教授。正是在他的鼓励和教导下，王尚礼在耳鼻喉科和聋哑防治领域辛勤耕耘了半个世纪，并医治了成千上万的患者，成为远近闻名的“聋哑”专家。

1946年，王尚礼考入了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在裘法祖等一批名师的教导和影响下，他学习十分刻苦。在学习期间，王尚礼参加了上海郊区解放军防治血吸虫病并作出了显著成绩，解放军九兵团还授予他四等功。经过7年的刻苦攻读，1952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当时，新中国刚刚建立，百废待兴，人才匮乏，特别是边疆少数民族等地更是急需人才。王尚礼放弃留在大城市的机会，积极响应支边号召，怀着满腔热血来到广袤的大西南——贵州，在贵州省人民医院，一干就是50年。

离校前，有同学向他提出，将来应让“聋人能听，哑巴会说”。这句话一直使他铭刻在心上。上世纪60年代初，王尚礼为了摸清聋哑患者的病变规律，他对聋校和福利厂中的126位聋人进行了调研。文化大革命中，他受到冲击，身心遭创，事业受阻，研究工作受到极大的影响，工作一度停顿。文革后，科学的春天来临了，王尚礼异常兴奋，他继续进行调查和分析。1980年9月，国家卫生部提出要做好聋哑病的调查、防治工作，省卫生厅把此项工作列入科研项目之一。王尚礼在和聋哑病人的接触和治疗过程中，亲眼目睹了病患给聋哑人带来的痛苦，使他深感责任重大。他除了积极治疗和恢复病人的听力之外，更重要的是对聋哑的发病原因和残余听力情况进行认真地调查研究。于是，他愉快地接受了防聋治聋的科研任务。他深入聋哑人比较集中的福利厂、学校和街道去进行听力检查，他不辞辛苦，早出晚归，不厌其烦地对每个聋哑病人详细地询问病史、家族遗传史、做耳鼻喉科检查、主客观侧听、前庭功能、视力、眼底、心电图染色体与放射学的检查。到1985年2月，他带领的医疗组共查聋哑聋哑人1880人经过艰苦的“访聋问哑”，他们终于积累并掌握了一批具有说服力的翔实资料。

人们常说“十聋九哑”，通过大量的研究和分析，王尚礼发现：“多数聋哑人可说是既不聋又不哑”，资料证明，不论何因致聋，其中80%以上的病人，尚有残余听力，发音器官也基本完好，只因听不见外界的声音才不会发声。对于这类病人只要把声音信号放大（例如带助听器），他就能听到声音，摹仿发声、学会说话。若从儿童时期就开始训练，聋哑人说话是做得到的。这个论断揭示了患情的真实，实践证明理念正确。据此王尚礼写出了《370例聋哑病的调查及听力分析》的论文，受到专家的肯定，他为此还荣获了贵州省科技成果奖。1987年7月，他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出席在芬兰召开的第十届世界聋人大会，他在会上宣读论的报告“耳聋与遗传关系的调查研究”受到世界同行专家的好评，使我国在耳聋防治与听力康复方面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妙手仁心传佳话”

王尚礼深知残疾人是社会中最困难的群体，需要得到全社会的温暖，他的使命就是要让聋哑人从无声的世界走出来，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为残疾人及其家庭和整个社会造福。他在《述志》中写道：“古人言：匹夫不可夺志，愚公能够移山，果能此道，虽穷必达，虽愚必明。以医者之心，岂忍见发音器官正常而不能言语，聋耳仍有残听而不增益使之康复哉？”

由于聋哑康复工作是国家助残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需要医疗、科研、教育、福利相结合联手开展，王尚礼积极与“残联”联系，多方奔走发表文章，呼吁全社会理解和支持聋哑康复工作。“聋儿闻声，哑童说话”实非易事，需要艰苦细致的劳动，仅靠宣传是不能解决问题，因之在建立了正确的舆论导向后，王尚礼便深入一线，开始试点行动。他首先在聋哑学校、儿童福利院和街道幼儿园选拔和培训语训教师。1987年初，应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之邀，王尚礼先后在成都、杭州两地为西南、华中和华东各省市培训语训教师。在培训班里，语训教师们既当老师，还要做家长，一个字一句话，几十遍几百遍地对聋儿进行语言训练。为做好这一工作，他创造了个别教育、集中教育和趣味教育三结合的教学方法。老师们常常一次训练下来便哑了嗓子。每次看到孩子们含混不清的声音喊“老师再见”时，老师们一天的疲惫便烟消云散了。经过一段时间的辛勤劳动，这些聋哑儿童得到了较好的康复。

初见成效对王尚礼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精神鼓励，也给他增添了巨大的信心。为了方便聋哑人检查和治疗，把防聋治聋与康复紧密结合起来，1983元月，王尚礼还在五官科设立了聋症防治专科门诊，为聋哑人检查听力和佩戴助听器，对远道而来的聋哑人，他还给予特殊照顾。为了使有残余听力的患者能够及时地配上符合型号的助听器，王尚礼还亲自与厂家联系。有的聋哑人戴上助听器听到声音后高兴地举起了大拇指，有的家长看到自己的孩子能跟着医生发音、认字、数数时，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为了使有残余听力的聋儿学会说话，王尚礼从1985年起与省市盲哑协会共同举办了聋哑儿童康复训练班，他们用口语辅之手语教学，通过两年多的语音训练，所有学生的口语都得到了提高，聋儿语言康复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受到家长和社会的好评。同时也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1988年6月，《光明日报》的记者来了，《贵州日报》的记者来了，这些媒体还专门对聋哑儿童进行测试。在事实面前，他们信服了，几天之后，“经过科学训练，哑巴开口说话，王尚礼为聋哑儿童康复探索新路”、 “聋哑儿说话了”等文章出现在《光明日报》、《贵州日报》等省内外媒体上。

“最美不过夕阳红”

1989年12月，王尚礼退休了，但他仍然一心扑在聋哑康复工作上，为了支持聋哑康复工作，他还给上级领导写信，在报纸、杂志上多次发表文章，亲自与残联联系，多方奔走，呼吁全社会重视聋哑康复工作，支持聋哑康复工作。他继续以听力康复中心为家，为了摸清全省聋儿状况和收集科研资料，王尚礼不顾年近70岁的高龄，与年轻同志一道，先后下到贵阳、安顺、毕节、遵义等地一同进行聋儿调查、诊治、语训和科研方面的工作，每周还看门诊三个半天，与聋哑患者保持密切的接触，了解聋哑患者的疾苦，帮助他们恢复健康。

每到年终岁末，王尚礼都要给曾在听力门诊来过的聋儿家长去信问候孩子们康复和学习情况，向他们介绍康复聋儿的入学事例，鼓励家长帮助聋儿训练，早日康复。1992年元月，王尚礼发了数百封信，得到了家长们满意的答复。有112名聋儿在学校读书，学习优良的占35%，一般的占45%。其中仍在使用大功率助听器的有61人，使用中小功率的有51人。为此，他写了《112名聋儿听力康复研究》。由于采用他的防治技术，使聋儿的入学率居全国首位，实现了聋哑防止研究的主要目标——聋而不哑具，有明显的社会效益，这一成果获得省科技三等奖。

王尚礼还积极从事社会工作，他担任中国残疾人康复协会理事、中国残疾人康复协会听力语言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贵阳残疾人康复协会副理事长。最近，他又担任了《中国听力语言康复科学杂志社》第一届专家委员会委员。他还是《临床耳鼻喉科杂志》、《听力学及言语疾病杂志》和《贵州医药》杂志编委、贵州老年大学和云南聋儿康复医教人员培训班教师，贵州省听力康复中心顾问。退休后的王尚礼为聋哑儿童的无私奉献受到聋哑儿童和家长们的深深爱戴和社会的尊敬。1992年4月，王尚礼被评为为贵州省卫生厅系统优秀离退休干部；1993年，他又先后被评为全国和全省“残疾人三项康复工作先进个人”。

生活中的王尚礼还是一位“诗大夫”，在休闲之中还常常赋诗寄情。在《自述》一诗中，他叙述了自己的人生历程：

志为人民不避难，关河万里晓星寒。

青春偏爱苗山秀，迟暮犹怜耳疾残。

医瞽遍寻边塞路，复聪广教大江南。

聋儿欲问今何去，朗朗书声出杏坛。

在《调笑令》中，他还书法了自己退休后辛勤、乐观、潇洒的心情：“年迈、年迈，已是龙钟老态，老而不死育才，只求聋哑解灾，解灾、解灾，说笑合家欢快。”

朴实的诗句，掩藏着王尚礼历经沧桑磨难和热情不减的真诚，让人沉思不已。